颜歌：当妈妈和写英文小说这两件事，在我身上是同时发生的 ｜新气集
文｜李梓新
2020年我生活在伦敦封城的时候，和在诺维奇的作家颜歌取得了联系。
那个时候，她刚刚从享有盛名的东英吉利大学（UEA）创意写作MFA项目毕业，这个专业诞生了石黑一雄、麦克·尤恩等著名作家。
拿到这个专业offer的时候，颜歌还在爱尔兰，怀着身孕。“做这个读书的决定是一种自我沉溺（Self-indulgence) 。”颜歌说。一年后，她带着一岁的孩子，在丈夫的陪伴下搬到诺维奇开始读书。
我们的播客在各自孩子暑假忙乱的尾声中好不容易约上时间。这是有孩人士最真实的日常。
颜歌说：“当妈妈和写英文小说这两件事，在我身上是同时发生的。”
之前在华语文学圈已经颇有建树的她在2016年开始尝试英文写作。后来她的英文作品发表于《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并入选了爱尔兰国家图书奖短篇小说奖的候选。她也作为五名评委之一评选了都柏林国际文学奖。与此同时，她的中文作品的英译本也在近年出版，《异兽志》美国版还获得了《纽约时报》的编辑推荐。
《异兽志》英文版封面
接下来，她的英文短篇小说集Elsewhere以及长篇小说Hotel Destination 将由英国的Faber出版社和美国的Scribner出版社在2023年出版。Faber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也出版过石黑一雄和塞巴斯蒂安·巴里等作家的作品。
我们聊了聊从疫情之后，一个作家的生活和写作日常，以及中国作家在海外可以做的拓展。
本期嘉宾
颜歌
作家
作品有《我们家》、《五月女王》
和短篇小说集《平乐镇伤心故事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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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本期节目内容节选 -
作家的育儿脑
李梓新：本期邀请了一位我在英国期间认识的朋友，著名作家颜歌。颜歌那边现在是早上，她的孩子暑假还没有结束。我认识的作家朋友里，有娃的不多。我自己的养娃经历让我感到这件事是很大的精力消耗。所以也想跟你聊聊，英国因疫情封锁的情况下，你的“育儿脑”是怎样运作的？
颜歌：我的小孩已经四岁了。之前我可能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这种新节奏，但其实还是没有。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当你的家庭人格和你的事业人格之间没有空隙的时候，是非常难割离的。
之前来英国读创意写作的时候，小孩还小，一岁出头，我还在喂母乳，他也更容易生病。但是至少那个时候可以送他去幼儿园。当时我们没有经济条件送她去full-time的幼儿园，但不管去幼儿园的时间是多么的有限，她到了幼儿园以后，我去图书馆或者别的地方，这种物理上的定位就改变了，还是有可能把自己作为作家的人格找出来，把当妈妈的主机关掉。有时候这个过程会需要一天的时间，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从去年三月份英国的第一次封锁到现在。小孩中间也回过幼儿园，但是各种限制很多，她大多数时候都在家里，没有了物理空间的分隔，我的两种身份就完全在很混沌的状态。当我们家小孩在家，我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做事情。有时候你会听到这种传说，比如爱丽丝·门罗，还有格拉斯·佩利。据说，做家务的时候，格拉斯·佩利的围裙就放着小纸片，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写，她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写的。但我不行，带娃中间的碎片时间对我来说就只能做一些事务性的事情，比如说回个邮件。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写东西，小朋友放暑假以后，差不多有两个月，我没有写任何东西。
李梓新：作家需要独处的时间可能比别的工种多，需要保证大段的写作时间。但是写作这件事有时候会被旁人认为不像在工作，有这样的情况吗？
颜歌：每个作家对自己的身份和状态的认知方式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她之前跟我说她的小孩出生以后，她感到自己的作家身份得到了重生，注入了新的能量。她觉得她最大的焦虑是生命的虚无性，但是当她的小孩出生以后，她突然觉得这种虚无的东西有了着落。
我的作家身份，就是我所谓的作家人格，相对而言是一个“去社会化”的人格。写作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想我自己世俗的，社会的，家庭性的身份，我希望我在写作的状态里面被精简成一个“人”，这个“人”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在这个状态里，我觉得我需要跟世界上其它和我在世俗生活里有关的东西都切割开来，包括我自己。对我来说，我的写作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我需要一种绝对的孤独。这个“孤独”不是一种情绪，它是把自己和其他东西都切割开。在我的小孩出生之前，我可以进入这个状态，但小孩好像真的是切不掉的。
我当了妈妈以后，这个“孤独”的状态就很难找回来，但是我也觉得最终的结果是我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平衡。都四年了，我还没有学会在碎片化的时间里去重新找到新的方式。我之前一直熬夜，小孩和先生都睡觉以后，差不多十点钟，我开始写，一直到凌晨三点，有时候四点。但是熬夜特别伤身体，我前段时间大病了一场。一旦我不能熬夜了，我就写不出来东西，最近我也在比较焦虑的状态。小孩出生都这么久了，我好像还在磨合期。
李梓新：我小女儿马上六岁了，我也还在磨合当中。你对写作中的孤独性的追求，我挺能理解的。我比较喜欢游荡，喜欢去新鲜的地方，有新鲜的感受。我二十六岁就当爸爸了，游荡式的写作体验就一直没有完全满足。
颜歌：我看你的朋友圈，感觉你是个特别管小孩的爸爸。我和先生带小孩也是各自分担一半吧，他也是特别肯顾孩子的。但是我确实感觉女性和男性还是有差别。有时候我先生在家里带孩子，他说今天我带孩子你写东西吧，然后他们俩在楼下，我在楼上写东西，但我会一直牵挂着小孩。我的工作相当于自雇，但我的先生不是，他说“我要工作了”，他就去工作了，不会放不下小孩。我其实很羡慕他的这种状态。这个社会对于妈妈确实有这种压力，
我在对我先生进行表扬的时候，大家默认他分担了一半带孩子的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成就。如果换过来，妈妈们可能不会得到这种表扬。比如说我现在如果决定要回国，要把小孩丢给他六个星期，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都觉得爸爸真是不容易。在有小孩的基础上，对于女性有种额外的压力和要求。
李梓新：你说得太对了，我的太太也会对我说，你的朋友圈发得多，所有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太会带小孩的爸爸了，那实际上整个社会对女性的结构性压力太大了，有一个完美母亲的模板，而对于父亲就宽容很多。
你谈到了这样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每个人在成为父母之后可能都在用一种很新的视角重新看待一个所谓的“最小组织单位”。原来我们的最小组织单位就是我们自己，现在这个最小组织单位发生了变化，你有了孩子后，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颜歌：小孩出生之前，我生活里的问题是失眠，比如有文学活动，我要出去几天，我一般那几天都睡不着。小孩出生以后，第一年在都柏林，就我和我先生两个人，没有其他人帮忙。先生请产假，一个月在家，然后就回去上班了。后来我再也没有睡不着。只觉得每天都很累，睡不够。当然有了小朋友，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先生前段时间跟我聊，如果没有小孩，我们肯定还会因为其他的事情焦虑。可能就是这样。以前我需要把什么事情都做好，把事情都做完了，家里也打扫干净，然后我坐下来开始写东西。现在没有这个情况，永远都是一团乱，永远有二十件事情等着你去做，或者只要小孩醒着，家里永远不可能打扫干净。我觉得现在我能学会逐渐就去适应这个混乱的状态。
我的人生里有两件事情，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就是当妈妈和开始写英文。做了妈妈以后，我对作为女性是什么样的感觉，有了更深的体会。当我还单身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个性别给我带来了多少的不公或者是压迫。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你就意识到这件事对你作为个体的剥削，但这个“剥削”可能是一个中性的词。我确实觉得我的写作里对于女性身份的思考变得更多，这个是我以前没有的。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文写作以及没有当妈妈的时候，我都希望写一个比较中性的东西，我的很多小说写出来，别人都觉得可能是男的写的，我也不希望过多强调女性身份的问题。我的英文的短篇集也有比较中性的故事，但是就有好一些故事是对女性身份的一种探索。这点上来说，当妈妈可能对我的写作和我作为作家的身份也是一个改变。
英文写作和成为母亲
李梓新：你现在是在诺维奇，你读创意写作研究生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了，是怎样的勇气让你能够做这个决定？
颜歌：我是2015年搬到爱尔兰的，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不愿接受要写英文。但是我生活的主要面貌就是在英语世界里进行的。你可能也有这个感受，你在不同语言里的人格是有一些差别的。在英文世界里的生活，其实是另一种生活，我肯定还是我，但我的状态会有很大的变化。我来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希望能够对我在爱尔兰的生活做一个表达。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作家，所以我表达的方式就只能是写作。写作的话肯定要写英文，因为我的整个生活和全部的素材都是英文的。如果写中文，就要翻译，这个翻译的过程，我当时觉得我没有办法处理。另外我还是比较喜欢上学的，我喜欢校园的感觉，所以当时觉得可以去读一个创意写作硕士。在2015年底或者2016年初，我决定要申请。
2016年底，我就知道我已经怀孕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继续往前去做，所以那个时候准备申请资料，申请了四个学校。四个学校都给了我offer，我当时最想去的就是UEA，它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创意写作专业。如果去读，也可以去到诺维奇，那是一个作家云集的小城，感觉从养孩子和读书这两个角度考虑，可能都是最好的选择。UEA是最后一个给我offer的学校，当时我怀孕已经八个月左右。在skype面试的时候，我把我的电脑用书托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对方看不到我的肚子。我并不是觉得怀孕是不好的，但我不想让我自己面对一种可能性：如果他们没有给我offer，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孕妇？
面试完了以后很快拿到了offer，我挺开心的，觉得肯定要去。我跟教授坦白，我已经怀孕了，要生小孩。这个教授也特别逗，他说那我们给你延期一年吧。UEA本来是不给学生延期的，要不就去上学，要不就明年再申请。那个时候我的小孩还没有出生，我特别雄心壮志，觉得我可以应付这一切。我就计划在小孩三个月的时候搬家，搬到诺维奇，开始读书。
小孩五月底的时候出生了，生下小孩以后，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差不多两周。我意识到不能蛮干。在这个情况下，我又重新回去找学校的教授，问他能不能让我延期。然后他们就真的给了我延期。于是我就延了一年。一年之后，小孩还是很小，一岁零三个月，我们还是要搬家，带着小孩在英国和爱尔兰之间飞了五趟。但我还是一直想去完成学业，因为已经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去读这个MFA的人肯定都是很厉害的，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我有几位同学，本身是full-time，后来因为压力太大了，转成part-time。我反正也是挺拼命的，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每次都是不到大病一场，我都不会觉得我没法坚持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读下来的，可能真的是打了鸡血。
李梓新：当时你去读书，你先生的工作会不会有调动？
颜歌：我先生真的很好，因为我想要读这个MFA，他就辞职了。有人可能觉得，你已经是一个作家，突然想来读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想入非非，但是他就很支持我。他把爱尔兰的工作辞了，又重新在诺维奇开始找工作。现在他在我们本地的一个报纸工作，他又要从基础记者做起。他确实对我非常支持。
李梓新：你在UEA的时候，你的作品有没有已经翻成英文的？后来你也在一些文学奖项当评委，现在也出英文的小说集。从中文世界到受到英文世界的认可，是不是也同时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生的？
颜歌：我的中文作品翻成英文，大概是在2013年或者2014年就开始了。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会去一些国际文学节。《我们家》翻成英文出版，是2018年或者2017年，跟出版社签合同，然后翻译，要四年到五年的时间。一般而言，英国或者美国的出版社出书的周期都比我们中国的出版社长很多。
英文翻译我的作品，从我来UEA读书之前就已经启动了。包括最新出的《异兽志》的英文版，这个书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就决定要翻译。刚好在我读MFA的时候，这些英文翻译的书都出来了。我确实收到了很多很好的反馈的。《异兽志》七月份出了美国版，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都上了书评，上个星期成为《纽约时报》的编辑之选。我也觉得非常神奇，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我人在这里，让我相当于在这个圈子里吗？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我现在可能也不能把这个切割开来。
但是我自己写英文跟我作品的英文译本应该是两条线。这两条线，可能是平行发生，互不干扰的。我写英文确实主要是因为我的MFA学习，因为这两年的时间，我就是要写作，这就是我的任务，天经地义的。我就理直气壮地写，因为这个是我的学业。在这两三年的时间里，可能都没有办法写中文了。因为确实有学业的压力，我才能够把英文的东西顺利写出来。
多元文化中新的叙事中心
李梓新：一方面，你的作品不断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然后你也读了MFA，这也使你进入英国文坛。在国内，你最早在新概念，后来你先到了美国，不知道你有没有接触美国的文坛，然后现在在英国比较稳定。这样看，你跨了三个文坛，这个过程里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颜歌：我是在作家朋友里成长起来的，“文坛”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就姑且沿用这个不太严谨的说法。我的朋友、闺蜜很多都是作家圈里的人，他们都见过我十几岁，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所以我对中国的这些朋友是非常非常亲的。在美国的时候，我其实不太认识作家，当时是在大学里面，跟作家们没有太多交集。到了爱尔兰以后，我认识了很多爱尔兰作家。我觉得爱尔兰挺像成都的，它是个很小的地方，而且大家都很亲热。当然，最开始他们肯定是把我当熊猫，我是一个中国人，大家都很好奇，也会有一些跨文化之间的尴尬场面，但是这些都是善意的。很快他们就开始把我当自己人了，大家对我很照顾。在爱尔兰所谓的文坛的状态，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你就能认识所有人，因为大家都互相认识。
在诺维奇，我们开玩笑说，那里可能是全英国作家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的文学之城，也是英国的国家写作中心，像一个作家艺术村。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走路五分钟之内的范围，我认识的非常有名的作家就有五个。你可能会在一个地方看到三个小孩，六个家长，然后家长全部都是作家。这里有一点点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不知道我还能在这住多久，在这里，作家没有被边缘化，在我们这个地方作家是主流。
我不知道作为作家，住在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它又是一种大家一起自说自话的bubble。这里也真的有一种成都的感觉。我离开成都，想去一个更不一样的生态环境，但是发现不管是在都柏林，还是在这里，最后都回到了成都的感觉。
李梓新：成都是特别好的城市，我大概两个月前刚去了，那里很蓬勃，人口居然超过两千万人，马上赶上上海和北京。而且相比来说，成都的生活成本比较低。
颜歌：现在的成都跟我记忆里的那个成都肯定已经差别很大了。每次回去，我基本上都回郫县，就在郫县呆着，基本不出去。郫县的变化也非常非常大。我的中文写作还是写所谓的川西小镇，还是我记忆里面那个九十年代或零零年初的郫县。我觉得这部分的写作有一种活化石的感觉，你写的这个东西在你的记忆里面，但是已经跟现实的存在越来越远了。在中国，一切的变化都特别快。
李梓新：你和钱佳楠都是八零后作家，都去国外学习创意写作。是不是你们代表了一种新的中国作家的潮流？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作家踏上你们走向的道路？
颜歌：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作家，这个群体就是一个主流。我们不是写给别人看的，而是写给我们自己的看。这是一种主流被多元化的体现，在英语世界里，多个文化中心在逐渐形成，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振奋的场景。我不知道我的英文写作能写多久，我最后能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是做得凑合我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能在这个时候见到一个很蓬勃的文化场景。现在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所有人都像白人靠拢的文学叙事，已经有了多个叙事中心。从中国大陆来的作家，包括本来在美国或者英国的亚裔，我都能够看到他们在创建他们自己的新的叙事中心。
李梓新：你接下来应该还会在英国的文学圈吧，你也为华人在英国文学的地位增加一个很重的分量。
颜歌：文化声音的多元化就是对文化的丰富，也是对所谓的刻板印象的削减，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我们大家就是要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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